2012年6月27日宣布了命令，6月29日，我和陈默拉着箱子走出了26号楼202的门。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床，除了军队配发的一床绿色的硬褥子以外不剩什么了。就像我刚入学铺床时候那样，发皱的绿色褥子，木板床，床下是同样空空如也的书桌。
还有我在网上买的80块一对的音箱，块头很大，不过高音不甜，中音不准，低音不劲。之前我在心中设想过无数次我该怎么送和我朝夕相处了4年的这么一帮人。结果我是我们班第一个走的。我本来想的是放一首歌来送战友。现在老兵退伍的时候一般是放那首“送战友，梦驼铃”，这与高度城市化的武警部队其实十分不契合，我只看到街灯、车灯、初上的华灯，没有烽火边城，驼铃声声。
而且我的战友们都不怎么爱听军歌，整个大学四年大家在复旦校园里面似乎都羞于提起自己是一名（未必）光荣的武警国防生（以下简称GFS）。或许是因为十里洋场的聚光灯都对准了那些商界大亨，或许是因为上海的姑娘那一头的丈母娘期许着沉重的房产证。在当时一个副连职军官一个月收入大约是4500？如果加上其他的补贴，可能不到8000。上学之后我们隔几个月会不定时召开一次军人大会，选培办主任定期给大家吹吹风，核心思想是让大家好好学习，服从分配，大三的某次会上，他告诉我们排长的工资可以月入8K，结果后面又被上海总队的师兄证伪。
选培办这个机构也贯穿了整个GFS生涯的爱恨情仇，行文至此已绕不开它。对于GFS来说，学校相当于关爱成长的亲妈，吃喝拉撒都在她那边；BD相当于很少回家的干工程的老爸，每当寒暑假他就会回来显示一下存在感，有时候还会蹂躏你这个儿子。选培办则是BD意志的体现，它是BD在学校的前哨站，基本相当于“粘杆处”这样的机构。若要单纯用好或者不好来评价分布于各大高校的选培办，我觉得有失公允，毕竟毕业多年，来自友军的评论褒贬不一。
入学时我校时任选培办主任宋某超，副主任郑某民。我和基友韩胖子一直将其称为“大儿”“小儿”，出自世说新语“黄祖与祢衡共饮，皆醉。祖问衡曰:‘君在许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说他们是儿子，让他们叫爸爸似乎有点贬抑，但是类比孔文举，杨德祖，又觉得是不是过分赞许了。大儿的主要功能是给我们开军人大会，主要目的是灌鸡汤，除了上文月薪8K的梗以外，再就是某师兄义务兵复员光景凄凉，如果我们要违约后果严重云云。小儿的主要功能是突然闯入我们的生活，窥看我们的室内生活。2010年的夏天，7月的某个早晨，室内气温尚高达40多度，多风的上海此时却像跨纬度转入了赤道无风带，我们因为被安排到世博会当志愿者没放暑假，202寝室的3个人像非洲旱季的狮子一样，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只剩电扇在用力挣扎。只听当啷一声，小儿掀门而入，责令我们全体起床，质问我们为什么关门窗。我们告诉他外面太阳很大，真的太热了。他反问到：“你们把窗户打开，吹吹电扇不是很凉快吗？！”我们面面相觑，转而很不友善地盯着他，第一次体会到“何不食肉糜”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后来每个炎热的日子里，这句屁话就在我脑中像老旧空调外挂机一样嗡嗡作响。毕业的那个夏天，学校给所有寝室都铺设了空调线路，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各个院系都安上了空调。
全班都知道我是第一个要走的人了，大家都站在26楼，看着我打开那个带着警徽的大门，看着我上了吴队长的丰田皇冠，巴巴地看着我，眼眨了好多次，嘴动了好多次，最后我只听到他们说：“慢点儿！”，文兄眼眶有点红。车我坐在副驾驶后的座位上，转头看着他们，车缓缓启动，我右手按下车窗，又关上，左手捏着陈默的手，现在想来是感谢她的，在大多数人都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至少还有她。
离开复旦的最后一段路是有空调的，正是晚高峰，我倚在靠背上，透过天窗看着路灯洒在天上，高架倒挂下来，关于复旦四年的记忆像那些灯带光影闪烁。曲阳路、延安西路，我看着路牌一个个后退，直到赤峰路地铁站，我们下了车。正好是我那时候大一来报道时的站，如果坐三号线，赤峰路和大柏树都到学校，可是出于惯性，我喜欢在赤峰路站下。开放式站台的尽头站着某个浅灰色风衣，白色围巾的白领女孩，头顶都是高压线和绝缘子串编织成横平竖直的接触网，沿着轨道一直延长到转弯处我看不见的地方。在赤峰路的肯德基我们准备吃点晚餐，上次我单独回家，拉了个大箱子，想去洗手间，请一个外国人帮我看着点行李，他一脸警惕说ask someoneslse。现在想想在陌生的公共区域，无论找谁看行李都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吧。
坐在肯德基里面，陈默去点了个香辣鸡腿堡，我还在回忆刚刚他们送我的那一幕，明明是离开学校的这天，去部队的路上，心里想着的却是我的同学、战友们不怎么听的小曾的《离开部队的那一天》，那首军营名谣。我给陈默说我想唱歌，她说你唱吧，然后我就小声唱起来。“离开部队的那一天天空并没有下着雨，离开部队的那一天说好你要来送行，要走的战友都上了车，送行的人却不肯走，我想你会来送我，我想你为我挥手，我想你为我流着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