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78年，周厉王继承了周朝的王位，开启了他的统治时期。然而，他的统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和安宁，反而使得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
周厉王在位期间，贵族阶层沉湎于奢侈享乐，忽视了百姓的疾苦，这种脱离民众的行为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社会不满。
到了公元前844年，周厉王为了满足自己对财富的渴望，开始实行一系列极端的政策。他任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为助手，推行了所谓的“专利”政策。
这一政策强行将山林川泽宣布为王室所有，禁止平民进入这些区域进行樵采、渔猎等生计活动。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民众的生计权利，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
周厉王不但没有听取忠臣芮良夫的忠告，反而提拔荣夷公为卿士，继续推行专利政策。这使得国内的怨气愈发浓厚，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为了镇压这些不满的声音，厉王甚至从卫国找来巫师，利用巫术来监视和打击那些发表不满言论的人。他宣布，任何私下议论朝政的人将被处以极刑。
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卫巫利用神灵的名义，肆意陷害无辜，导致许多百姓冤死。
人们因此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言论，甚至在路上相遇也只能通过眼神交流。周厉王错误地认为他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了民众的不满和批评。
召穆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警告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说，阻止人民发表意见的危害性比堵塞河流还要严重，一旦情绪爆发，将无法控制。
召穆公主张应该开放言路，让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但是，周厉王对这些忠告置若罔闻，继续一意孤行。
终于，在公元前841年，民众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一场大规模的暴动爆发了。这场由国人发起的暴动，被称为“国人暴动”，直接导致了周厉王被迫出逃到彘（今山西霍州）。
在这场动乱中，太子静被隐藏在召穆公家中，当国人得知消息后，他们包围了召穆公的家。为了保护太子，召穆公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替太子受死，使得太子得以逃脱。
周厉王的逃亡，标志着“彘之乱”的发生，这一事件在周朝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揭示了专制统治下的暴政对社会稳定的巨大破坏力。
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有深远的启示意义，提醒着后人必须注重民生，倾听民意，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周厉王逃亡到彘之后，周朝的政治局势陷入了空前的动荡。这一时期，周朝东边的诸侯卫武公得知消息后，迅速带领兵马赶到了镐京，意图稳定局势。
卫武公作为周朝的忠诚支持者，他的及时到来对于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公虎站了出来，代表周厉王的旧臣，请求卫武公暂时代行执政。召公虎是周朝的重要官员，他的提议体现了对周朝稳定的重视和对民众福祉的关心。
卫武公接受了这一请求，开始暂时代行国政，以维护周朝的统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召公虎与另一位重要的大臣——周公（周公旦的后代）共同组成了一个奴隶主贵族会议，共同辅政。
这个会议由多位有影响力的贵族组成，他们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确保在厉王缺席的情况下，朝政能够正常运转。
这一特殊的政治形态，被称为共和行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执政机构是由名叫“共伯和”的诸侯领导的。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标志着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代表了周朝政治制度的一个转折点，也为中国历史纪年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便从共和行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纪年。
这也使中国的历史从此有了确切纪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自共和时期开始，中国的中原历史有了连续不断的纪年体系。
在共和行政期间，卫武公、召公虎和周公等贵族的努力下，周朝的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他们通过各种措施，努力恢复民众的信心，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也为后来的政治改革积累了经验。
这一时期的治理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在周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周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共和时代结束。
根据《汉书·地理志·河内郡》中孟康的注释，我们可以了解到“共伯”是指那些能够进入三公之位的人物。
三公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中的最高官职，包括太师、太傅和太保，具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力。孟康的注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伯身份的重要线索。
进一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彝铭的记载，为我们揭示了共伯和的职业生涯。根据这些记载，共伯和最初担任的是“师”职，这是一个负责军事和行政管理的职位。
在表现出色并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声望后，共伯和被提升为“三公者”之职，进入了周朝的最高统治阶层。
《元年师兑簋》的铭文中的“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一句，许多专家认为指的就是共伯和。这表明他在担任“师”职期间，已经承担了重要的军事和行政职责。
而在后续的《师晨鼎》、《师俞簋》、《谏簋》和《微史簋》等彝铭中，出现的“司马共”则表明共伯和在升任司马之后，继续在军事和行政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共伯和升职的时间，学者们通过对彝铭的分析，推测应该在周厉王三年至五年期间。这一点从《师（詈犬）簋》铭文中的日期记载可以得到佐证。
铭文中的“惟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与周厉王的纪年无法对应，但如果以共和纪年元年壬午朔正月丁亥六日来对照，则正好是初吉之日。这一发现使得一些学者认为铭文中的“惟王元年”实际上指的是“共和元年”。
近年来，通过考古发现和对《竹书纪年》等史料的研究，史学家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逐渐清晰。
然而，按照《史记》等正史的传统说法，并没有提到“共和”这个人物，而是描述了周厉王被赶走之后，周王室的两位宰相级别的官员共同执政的情况。由于他们是共同执政，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共和”。
《史记》中的记载提到，周公和召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政，其中召公谥号为穆，名为虎，即召虎。这一描述与通过彝铭和其他史料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和立体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