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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工具箱总有一股铁锈混着松节油的气味。每个周末的清晨，他蹲在旧报纸铺开的水泥地上修理家具，脖颈后的汗珠沿着脊椎往下淌，在洗褪色的蓝工装后背晕出深色痕迹。那些永远修不完的断腿木椅、漏水的搪瓷盆、接触不良的台灯，构成了我童年最清晰的背景音。
十五岁那年，我的航模飞机撞碎在梧桐树上。父亲蹲在满地残骸前，手指抹开沾了露水的图纸：“看见这块撕裂的机翼蒙皮了吗？所有失败都是未来的坐标。“他的指甲缝里嵌着经年累月的黑色油渍，掌纹被砂纸磨得模糊不清，却把每道裂痕都变成了某种哲学命题。
高考前夜他仍在车床车间值班，给我捎回沾着金属碎屑的糯米糍。隔着宿舍铁门，他的声音混在远处机床的轰鸣里：“当年师傅说我这双手成不了精密匠人。“月光淌过他工作服肩头洗白的“安全生产“字样，“但你看厂区梧桐，歪脖子树也能遮半边天。“
去年冬天替他收拾阁楼，在生锈的工具箱底层发现我的满分作文复印件。泛黄的稿纸边缘用铅笔写着：“修辞3处可精炼“，字迹力透纸背却难掩笨拙。工具箱侧面的刮痕拼出模糊的英文单词——那是我初中时恶作剧刻下的“HERO“，如今被岁月打磨得温柔敦厚。
现在当我握着电烙铁修理女儿摔坏的玩具钢琴，总会想起父亲蹲踞的姿势像株根系发达的老榕树。那些他没能修好的物件在记忆里持续运转：漏水的搪瓷盆漫成月光下的湖泊，接触不良的台灯忽明忽暗如萤火，而工具箱的气味，早已渗透进我每个笃定的手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