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的眉头微微皱起，眼神中透着几分凝重，出租车司机的这番话如同重锤，一下下敲在他的心坎上。他一直以来都对陈茜、赵敏，还有宋瑞泽这些所谓的“三代们”心存排斥。在他看来，他们从一出生就坐享父辈打拼而来的地位，享受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资源，轻而易举地跨越了许多人奋斗半生都难以跨越的门槛，这无疑是一种地位的不平等。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在慢慢改变，可那种与生俱来的优势鸿沟，始终横亘在他心间。这些人自幼浸润在政治氛围之中，耳濡目染，对于权力的运行、人脉的经营，有着天然的敏感度。相较之下，自己一介平民出身，靠着一步一个脚印、摸爬滚打走到如今，面对一位从小就浸淫在政治学习、深谙其中门道的人，时常会生出一种无力感，不禁自问：自己又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这是他们天生就具备的优势，如同坚固的壁垒，难以轻易逾越。
回首往昔，中国之变可谓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如同腾飞的巨龙，突飞猛进。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商业的活力，百姓的生活水平肉眼可见地提升。然而，与之相悖的是，权力的寻租现象却如同暗处滋生的毒瘤，越发猖獗，越演越烈。遥想当年，那些高级干部们，大多怀揣着纯粹的初心与使命，本身并不沽权于市，将手中的权力明码标价、寻租谋利，他们干不来那种蝇营狗苟的勾当。即便出于私心提拔亲信，那也多是基于共事的信任、能力的赏识，绝不收钱。当年“跑官”的现象固然存在，可细究起来，不过是带上些烟酒、土特产之类的礼品，略表心意。礼品终究非是钱钞，也鲜少听闻有人以名车、豪宅、别墅当作礼品去疏通关系的事儿。故而，当年之“跑官”现象，与后来那丑陋不堪的买官卖官行径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虽说买卖个科级处级的小官职的行径，在当时也难以完全杜绝，但这类芝麻官职的交易，是绝沾不上高级干部们的边的，他们心中尚有底线与操守。
陈宇双手交叠，撑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实在想不明白，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凭借自身的职权威望，大抵已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退休之后，国家给予的待遇也是颇为优厚，既能安享晚年，又能维持体面。按常理来说，不显山不露水地贪贿个千八百万的，足够余生花销了呀，为何非要频频出手，几千万几亿元地疯狂敛财不止呢？这背后的贪婪与疯狂，远远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畴。
后来，经过反复思索，陈宇似乎逐渐想明白了，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信”，并非单纯指信仰的“信”，也不是诚信的“信”，而是相信与否的“信”。即——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倘若内心笃定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的力量，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削弱一些贪欲，让他们在面对诱惑时，能够坚守住内心的底线。反之，他们的贪欲如此之大，肆无忌惮地践踏法纪红线，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
这些高级干部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前，最频繁之事莫过于政治学习。各类学习会议、培训研讨应接不暇，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何以学来学去，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可持续，竟然也还不能坚信呢？是他们的头脑太愚钝，再好的主义、再深刻的理论也装不进去呢？还是他们其实太过聪明，自己们首先就从那“特色”中看出了所谓的“毛病”，进而对未来丧失信心，转而疯狂地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呢？
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营生营生，说到底就是为了生活得好而经营某事。区别仅仅在于，是苦心经营，靠真才实干、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还是靠表面文章来经营，投机取巧、攀附权贵、贪污受贿。但不管哪一种经营，出发点都是以“我”的良好感觉为中心，以“我”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点”的。由那“小我”而“大我”，自然仅能延及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的，终究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陈宇深知，要使人们，包括身为官员的人们，发自真心地相信并拥护一种制度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加强学习”固然重要，通过持续深入的学习，不断强化思想认识，筑牢信仰根基；但另一方面，制度本身之改革也是必须的。唯有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等乱象，让官场回归清正廉洁，让社会迈向更加公平正义、繁荣昌盛的未来。那些贪官们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自认“放松了学习”，可他们隔三差五地就被集中起来学习一通，却还是没有解决好相信与否的问题，这背后的缘由，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不仅仅是对个人道德沦丧的拷问，更是对整个制度建设、教育培养体系的深度反思，值得每一个人去深思、去探寻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