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邮局在德国人的监视和强迫下再度开业了，甚至生意比战前更红火。来邮局里找人代写信件的巴黎市民排成长队，从公司大厅一直延伸到半个街区以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霍金斯不得不与其他员工一道，将一部分休息室和办公室也改造成信件代写室，即使如此，来的较晚的巴黎市民都往往会排队一天失望而归。
手机人偶没日没夜地为市民“代写”家书，就连邮递员也开始干这行了，正如先前沃尔特·冯·乌尔里希的侄子汤姆森·冯·乌尔里希少校所说的一般。
难道邮递员真的具备承担复杂文案编写工作的潜质，只是霍金斯自己没有挖掘好他们的潜能吗？
别扯了！德国占领军当局草拟了一份一张纸就能写下的“标准用语表”，薇尔莉特她们的任务就是让顾客从这张标准用语表中选择不超过三句话，然后打印出来给负责审查的德国军人过目，接着就寄出去了。手记人偶直接成了抄写员，邮递员当然能干得了这活！
这份“标准用语表”包括的信息量匮乏到令人发指，除了表达某人是健康还是生病以外，几乎没法传达任何其他消息。有个母亲生了个小孩，打算把这个好消息通报给南方的父母，但她完全无法用“标准用语”把话说明白。只能用“我很好”、“女儿很好”来说明她生了个女儿！
“至少得让南方的祖父母知道新生儿的名字吧？”
但是就连这个要求都被德国人拒绝了，他们认为新生儿的名字千差万别，而且起名几乎全靠父母意愿，此例一开，难保不会有抵抗者借此机会利用新生儿的姓名传递情报。
“用新生儿姓名传递情报？！”薇尔莉特简直无语到了极点，“每传递一次情报就要生一次小孩？这样传递情报的成本未免太高！”
“这我管不着，但是不出现在那张表上的词句一律不许使用，如有违反，送信者和写信者都会被逮捕。”负责监督邮局的德国上尉抬起头，冷冷地看着气愤不已的薇尔莉特，“我认为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
薇尔莉特还能怎么办？只能压抑怒气返回工位，将德国人的回复告诉那位母亲。那位母亲甚至连愤慨都不敢有，因为薇尔莉特的办公室中就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德国上等兵坐在角落里监视着她们。
于是一封信件就这样“代写”出来了：
“亲爱的母亲：
我很好，女儿很好。
1940年9月16日。”
“代写”这封信简直是对薇尔莉特20年手记人偶生涯的侮辱。
那个年轻的母亲刚走，下一个客人便迫不及待地进入薇尔莉特的办公室。这个中年男子是一个市政厅的职员，他先是向薇尔莉特脱帽致意，留意到坐在角落里的上等兵之后，便又谄媚地向后者躬身打了个招呼。
不过德国兵连最起码的回应都欠奉，他已经完全被楼道对面的年轻人偶马蒂尔德吸引。只要马蒂尔德出现在走廊上，上等兵的目光就像黏在了她的裙摆上一般。
平心而论，这个德国士兵模样还算帅气，年轻小伙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本就不是什么特别让人反感的事情。但德国兵目光还是让薇尔莉特反胃极了，因为他看马蒂尔德的眼神就像是主人在挑选中意的女奴。
“她叫什么名字？（德语）”德国上等兵总算按捺不住，开口向薇尔莉特询问马蒂尔德的情况。
薇尔莉特沉默了一会，随后严肃地用德语回答道：“她是谁不重要，CH邮局所有的人偶都是受占领当局保护的，如果你实在精力充沛，那就去外面找女人，我不允许你打这些女孩的主意。（德语）”
年轻的德国上等兵脸色变了又变，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坐回了原来的位置。
薇尔莉特只花了一分钟就为这个职员“拟好”了“信件”，下一个顾客正要进门，却被突然赶来的一个德国军官推开了。那个德国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奉命总览巴黎邮政事务的汤姆森少校。
“你出去一下。”汤姆森赶走了屋子里的德国兵之后，直接关上了办公室的们，此举令薇尔莉特打起了十二万分的警惕。好在汤姆森并不想干什么，他只是受叔叔沃尔特的委托来向薇尔莉特传达一个消息：“戴泽南已经是上校了，他现在是自由法国的骨干。”
薇尔莉特闻言稍微安心了一些，不料接下来汤姆森说的话又让她的心脏揪了起来：“维希政府已经定了戴泽南的叛国罪，判决他终身监禁，一切财产充公……我听说他家的钥匙在你这里？”
…………
1940年9月26日清晨，戴高乐将军登上了维斯特兰德号的舰长室，该舰的舰长告诉他，达喀尔就在前方十一海里。
“呵呵。”
看着面前壮观的景象，戴高乐将军忍不住笑出了声，丘吉尔那宏伟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流产了。这天海上起了大雾，能见度不足1公里，戴高乐现在连英国旗舰都看不到，更遑论十一海里外的达喀尔。也就是说，达喀尔人能看到这支舰队就有鬼了。
威慑？威慑个屁！
尽管天气很差，而且英国方面也对夺取达喀尔不抱什么信心，戴高乐还是召集了他的部下，组建一个谈判小组，准备登陆同达喀尔守军谈判，以敦促塞内加尔殖民地重新回到抗战事业中。
“我必须承认，我对说服守军加入我们并不抱太大期望，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就要尽最大努力。”
无须他过多动员，陆军少校达让吕便自告奋勇担任代表团团长。这个勇士为其他人带了个好头，另有几个军官也主动请缨，加入到代表团中。
“那就做好准备。”戴高乐拍了拍达让吕的肩膀作为鼓励，“我们六点钟开始广播，到时候你们就直接上船。”
这次的广播并不需要戴高乐临场发挥，磁带在伦敦就录好了。如此一来，戴高乐便能专注地跟进谈判，免得错失良机，抱憾而归。
广播响起的时候，达喀尔城内立刻爆发了一阵骚乱，不过骚乱很快平息下来。雾气依然没散，戴高乐完全不清楚代表团的情况，不过到了七点多，派发宣传单的法国水上飞机回报，飞行员已经顺利在达喀尔降落，并没有遇到守军的阻碍。
戴高乐将军略微安心了一些，正巧大雾也即将散去，他借助望远镜也能勉强看到乘小舟前往港口的代表团的身影，港口也派出了人和他们交涉，熟知就在这个时候，情势突然急转直下——港口中的黎塞留号战列舰突然向正在发送传单的英国战机开火了！他们根本没兴趣确认这些英国飞机到底是来投传单还是投炸弹的。
这也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我是自由法国的代表达让吕少校，我身上带着戴高乐将军的亲笔信，我要求将这封信面呈总督！”
来迎接他的，正是维希法国的港口司令，海军少将迪特弗利特·布干维尔。面对这些勇猛正直的法国陆军军官，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和为难：“我奉命逮捕你们，先生们，请不要反抗，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说完，他直接挥手叫来了头顶红绒球的水兵。出于对维希政府的不信任，达让吕立刻留下信件，带领代表团成员返回小艇。小艇离岸还不足百米，岸上的机枪就突然开火了。
戴高乐从望远镜中看到，那艘小艇的四周溅起无数水花，代表团中显然有人被子弹击中。
如此景象令他勃然大怒，他根本无法想象达喀尔的法国军队竟能如此无耻地向毫无威胁的同胞开火！怒气滔天的他几乎要下令让舰队开炮还击了！谁料就在这时，岸上的机枪又停了火。
守军的犹豫和摇摆再次令戴高乐冷静下来，但是接下来守军的举动再次令他血压飙升——达喀尔的岸防炮和港内舰艇居然直接开始向远征舰队开炮了！
虽然这次开炮的警告意义远大于战斗意义，舰队司令坎宁安将军还是被激怒了，他带着怒火通过广播质问道：“我们没有攻击你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开炮？！”
但是得到的回应只是港口守军充满敌意的警告：“退出二十英里以外！”
英国人出于不忿，象征性地回了两炮，炮弹落在了港外一英里还要多的地方。达喀尔守军也敷衍地还击了几炮，没有对英军舰艇造成任何损害，双方如此僵持了足足数个小时。
戴高乐一直在全力分析达喀尔守军的心态，受到袭击的代表团也汇报，港口中至少有一个海军将领极度不愿对法国人开枪。自愿请缨的达让吕吃了子弹，身负重伤，对港口守军自然有几分怨气，不过他还是声称他基本确定这次袭击是出于误会，现在仍有和平解决达喀尔问题的可能。
而且达喀尔的反击也确实敷衍，或许海军、警备部队和总督在等待着什么作为妥协的借口呢？坎宁安上将也在12点联络自由法国旗舰维斯特兰德号，表示他也有这个感觉。
于是戴高乐将军下定决心，决议在做一搏。达喀尔不会允许英国舰队将船只开进港口，但如果自由法国军队从路上进入呢？
只是在当前情况下，陆军登陆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达喀尔是塞内加尔唯一的深水良港，而装载自由法国军队的运输船吃水又很深，因此登陆部队只能通过小艇转运，这就意味着重武器无法上岸。一旦他们的判断失误，守军决定对登陆部队痛下杀手，行动将会变成一场惨烈的大屠杀。
那么，要不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