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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出土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君墓葬通常位于城畿附近。苏埠屯商墓群距离都城的“边线王古城遗址”仅有十余里的距离,并且也位于弥水西畔,被认为是风水宝地。

在益都苏埠屯遗址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商代王朝贵族墓葬群。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约千余件青铜器,其中约有百余件带有铭文。

这些青铜器的铸造铭文、形制和内容都与商畿地区的文化特征相同。相比之下,殷墟妇好墓仅出土了468件青铜器,总共出土文物1928件。

值得一提的是,苏埠屯大墓中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铜钺。这两件铜钺形体庞大,与众不同,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在全国范围内,只有殷墟妇好墓曾经出土过两件类似的铜钺。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苏埠屯商墓群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

苏埠屯商墓出土了大量带有铭文的铜器,其中包括兵器、酒食器、乐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这些文物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可以与王畿相媲美。

在安阳殷墟中,人们也发现了许多高级文物,它们与益都苏埠屯出土的文物非常相似,而且这些文物还比安阳殷墟的文物更早。

苏埠屯出土了一批商代青铜车马器,总共有400余件。古代的车马器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古车研究专家经过考证后发现,益都苏埠屯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的形制几乎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完全相同。

专家们一致认为,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的制造工艺是从益都苏埠屯传入的。也就是说,益都苏埠屯曾经是商代的国都。

甲骨文虽然在安阳殷墟小屯村被发现,但在夏代时期,益都苏埠屯周边已经存在兽骨文。

这些兽骨文的范围非常广泛,南至昌乐,北至寿光。夏代的甲骨文“夏禹书”就是在青州与寿光县交界处的弥水西岸发现的。

此外,在安阳小屯村妇好墓中出土了6000余枚海贝币。而在益都苏埠屯商墓中,一次就出土了3790余枚海贝币,这还不包括被盗、破损和散失的数量。这两处是商代王陵内出土贝币最多的地点。

海贝币是中国最早的钱币之一,它们最初产生于靠海的地方。由于益都苏埠屯靠近海洋,因此可以推测苏埠屯商都早已使用贝币。

当商朝迁都到河南安阳后,他们可能继续使用了这一近海地区的海贝币。因此,很有可能安阳殷墟的海贝币仍然来自原渤海地区。

苏埠屯商墓是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曾经出土了11件精美的青铜乐器,其中包括铙和铃两种。殷之彝先生指出,铙这种乐器通常是三件一组,大小依次递减,只在殷代出现过。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殷代之前的商代苏埠屯商墓中就已经出现了铙这种乐器。这一发现表明苏埠屯商的存在时间早于河南殷墟的都城。

自宋代开始,益都苏埠屯出土的文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其中就包括带有“亞醜”铭文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虽然流散到全国各地,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出土地。直到1986年,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苏埠屯商墓群进行了大规模的出土挖掘工作,才揭开了这个谜团。几百年来流落到全国各地的“亞醜”器原来是出土于益都苏埠屯。

根据考古学家王献唐的研究,他认为“醜”是夏后氏部落的名称,这意味着在苏埠屯地区还存在着夏代的墓葬。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益都苏埠屯应该是一个夏商古墓群。这个古墓群的存在为我们研究夏商时期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清朝时期,潍县和益都一带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金石家和文物收藏家。

其中,潍县的陈介祺、益都的孙文楷和孙文澜等人购买并收集了大量的苏埠屯出土的古文物。

然而,从宋朝到解放后的千百年间,益都苏埠屯的文物被盗或流失的数量已经无法计算。大量的事实表明,苏埠屯应该是商王朝曾经的国都,也是商王南庚迁都的地方。

南庚去世后,阳甲继位,仍然居住在益都商奄。盘庚即位后,于公元前1300年将都城迁至河南殷(安阳小屯村),从此商朝也被称为殷朝。因此,商都又从益都苏埠屯迁回到河南老家。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苏埠屯作为商王朝的重要地区,曾经是商王南庚的迁都之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埠屯的文物遭受了严重的盗窃和流失。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代表了古代文明的瑰宝,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潍县的陈介祺、益都的孙文楷和孙文澜等金石家和文物收藏家的购买和收集行为,为保护和传承这些古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将这些文物视为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收藏和研究,让后人能够了解和欣赏古代艺术和历史的瑰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些金石家和文物收藏家的努力,益都苏埠屯的文物仍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被盗或流失的文物数量之多已经无法计算,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商朝的历史和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现有的文物和历史文献来还原商朝的历史面貌。

南庚作为商王的迁都之举,将商朝的国都从益都苏埠屯迁至河南殷(安阳小屯村)。这一迁都事件标志着商朝的发展和繁荣,也为后来的殷朝奠定了基础。

盘庚迁都的决定是为了拯救商朝这个衰落的国家。他选择了一片荒凉无人的土地作为新的都城。尽管奴隶主们对此表示反对,但盘庚通过撰写告诫书来稳定局势。

在新都城的建立过程中,盘庚的严格监督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证明了商奄弥水流域经济的繁荣程度。

在古代,迁都意味着整个国家都要迁移,包括国民和国都的名称。因此,商奄的都城被称为“屯”,即使迁都后仍然保留了这个名字。

这一事实表明,益都的大屯村(苏埠屯)和安阳的小屯村都是殷商时期的都城,大屯村是商朝的都城,小屯村则是殷商的都城。

在西周之前,至少从少昊时代开始,弥水流域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然而,到了东周、春秋和战国时期,淄水流域才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区。

换句话说,西周时期的齐国政治中心位于弥水流域;而东周时期的齐国政治中心则位于淄水流域。

历史上为什么只有《东周列国志》,而没有《西周列国志》呢?如果要写《西周列国志》,就需要研究弥水西周文化,因为西周时期的齐国政治文化中心就在弥水流域。

大量的事实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正如历史学家李白凤先生所说,南庚迁都到“商奄”,但“商奄非鲁奄”,实际上位于益都而非曲阜。换句话说,益都苏埠屯的商奄就是曾经的商朝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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