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嘴上不相信诅咒的作用，批评其为阿Ｑ精神——即精神胜利法，嘲笑其为封建迷信。
但从大家在灵魂深处还是相信诅咒的。比如我们被惹不起的人欺负时，总会在背后发起诅咒攻击，比如什么“诅咒你一辈子吃方便面没有调料包”之类的。
同样，我们被诅咒时也不会因为其是封建迷信而微微一笑，反而很愤慨，第一时间开启护盾模式并迅速发动反弹技能，“你才……你全家……”，以诅咒对诅咒，魔法对轰，力求让施咒者受到反噬。
我们相信诅咒的原因不是掌握了其科学原理，而是因为其已经受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上至汉武帝最宠爱的儿子刘据，下到贾宝玉王熙凤叔嫂二人都是诅咒的受害者。
诅咒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远可近，杀人无形，极难破解，被下咒者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最经典的案例是：“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指的是被一群人诅咒时，被诅咒者会莫名其妙死亡的而且死因不明。
诅咒起作用的原理过于深奥，古人勉强用天人感应、天遂人愿来解释，现代科技用量子力学和玄学来解释，即：感知决定客观存在，意识可以对物质世界起作用。
因此古人说：做事无法，出个菩萨。
也因此今人说：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这么看来，诅咒是一种精神武器，或者说是量子武器。
这么一分析我们会发现，好家伙，诅咒不仅不是迷信，反而既是传统文化又是前沿科学，是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真正的技术活，难怪被人尊称为“诅咒术”。
简单了解了这种大杀器后，我们便可以科学施咒，即：诚心。诅咒时一定要瞪着眼，裂着嘴，咬着后槽牙，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尽管不完全掌握诅咒的触发原理，这并不妨碍我们发动咒术：在背后默念咒语或小声咒骂、在墙上用粉笔写咒词、扎草人、剪纸人、下降头等方式均可，主打物美价廉，结实耐用。
凭借强大效用，诅咒术历经千年而不衰，期间各种以物理伤害为主的冷兵器、热兵器不断鸟枪换炮更新换代，而诅咒术始终被模仿，无法被超越，且越是原汁原味的古方效用越强，足见其已返璞归真，来历非凡。
可怜的侯方域将是诅咒术又一位受害者，他的命运将会因阮胡子的诅咒而改变。
1643年9月，大明王朝灭亡前半年，南京，柳敬亭评书专场。
侯方域正在听书，听到精彩之处，摇头摆尾直呼过瘾。
这时，杨县长和南京国防部熊部长风风火火走了进来。
杨县长在众人中一眼瞅见了侯方域，不禁眼神一亮，快步走上前，握着侯方域的手说：“侯兄弟，可算是找到你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左良玉领着二十万精兵向南京杀来，你说该怎么办呀？”
左良玉何许人也？为何要兵发南京？碰上这样的军国大事，堂堂南京国防部长为何又要来找侯方域区区一介书生？
在此解锁《桃花扇》的又一重要人物——左良玉。
左良玉，山东大汉，父母双亡，大字不识，自幼习武，身材魁梧，力大过人，面如重枣，好勇斗狠，天生村痞村霸的优质坯子。
幸运的是左良玉出生在乱世——法律监管宽松，发挥特长提供了舞台宽广，不会折在打黑除恶活动中。
左良玉长十来岁时，已经打遍乡里无敌手，被他打过的流氓都夸他天下无敌，建议他别仅着家乡人民祸祸，世界那么大，到处去看看多好。
左良玉觉得村里无法实现人生价值，于是入了行伍并加入了大明东北战区的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骑兵。若仅论单兵作战能力，关宁铁骑可以自豪地称全世界其它同行都是垃圾。
关宁铁骑的敌人是满清铁骑——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骑兵——强大到了关宁铁骑也打不过，只能依靠山海关的地利来相持。
最精锐的每天和最强大的干架，因此东北战区是个大熔炉，只要不死总得百炼成钢，被逼着学得一身过硬本领，下放到其它任何地方都是人才——当然想不死除了身体素质过硬，还得八字过硬。
左良玉正是其中的皎皎者，他参加了多次大小战斗，屡立战功，坚持不死，后来光荣地当上了连长。
这一年，左良玉所在的连队跟着营长去抢劫，结果一不小心抢到了饷银……
先打住一下，这画风转的太快。我们的印象中，关宁铁骑是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优秀正规军，怎么就去抢东西、并且还抢的是饷银？
这与旧社会部队的组成有关系。我国历史大多数战争时期兵卒来源是强制兵役、抓壮丁，万喜良、花木兰、塞翁家儿子、石壕村的老妇都是受害者。
这种士兵没有理想情怀，短视行为严重，只想当兵吃粮，不顾保家卫国，只想眼前，不顾长远，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
有些士兵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开始杀良冒功劫掠地方。至于为什么不走正规渠道杀敌立战功的原因很简单：敌人手里有武器。
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手里抢东西远不如抢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来得更容易些，因此屠杀平民成了旧社会补充军饷升官发财的绿色通道。
军队领导往往对这些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是最大受益者：不但不用出军费，还能拿大头，还能升官，还能以得到士兵的拥护有爱戴，进而做大做强。
这种风气到了明末时更盛。由于长期战乱，从事生产提供物资的平民越来越少，朝廷的粮饷经常不能按时足量到位，抢劫民间已经成为补充军需的常用方式。
大量粮饷不足的军队克服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障碍和心理上的负罪感，看见平民了眼中冒星星，没事了就去打野捡财宝，每天兴高采烈地讨论今天抢了多少，互相攀比谁下手更狠运气更好，研究哪块地方有钱。
坏习惯会传染的，那些不缺粮饷的军队看着友军发财不由眼红，心思活泛了起来，自己也忍不住来一下。
相比之下那些军纪严明的军队吃了暗亏。凭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这些老实人？于是大量正规军也加入了劫掠行列。
对更幸福、更富中生活的向望迅速转化为劫掠的不竭动力，很快大明的军队成了半职业的劫匪。
此外，大量土匪被招安收编转化为兵，由大明朝廷开支；兵士没前途了摇身一变成了土匪，自主创业自谋发展，真正实现了兵匪一家人、兵匪鱼水情，身份转换没有任何凝滞，来回往复，麻溜得很。
有的部队都懒得身份转换，抢劫时不再蒙面和换下制服，直接兼职当土匪，领着双薪，成为部分薪酬财政开支、部分自筹的事业单位。有些军队甚至比土匪更狠，土匪一般要钱不要命，留待下次再抢，不肯涸泽而渔的事；而正规军则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羞耻心，为了不留下抢东西坏名声，只好忍痛把受害杀光了灭口，即使做了也不会承认，哪怕被抓现形也要极力否认。
这种状态下，大家看着老百姓全是肥羊，迟早有人来宰割，你不抢便是白白便宜了其它势力，而看着其它势力做大是对自己人不负责。
广大平民辛苦奋斗多少年，一下回到解放前，感觉很是不平。他们不再需要强迫，也没有了心理负担，他们纷纷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加入劫掠大军，由受害者变成施暴者——这也是明末征兵极易的原因之一。
随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加入，劫掠已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从隐晦到公开，从个别到整体，从民间到官方，从农村到城市，一派欣欣向荣万物勃发的景象。
习惯成自然，到了大明快结束时，军队每打了胜仗和败战，军官总要总要纵兵劫掠一番以激励士气。
我们刚刚提到的左良玉正是抢劫大军之一。
他并非个例，我们将要提到的刘良佐、高杰等更是不堪，他们看见哪个地方富庶总会流着口水，纵兵为匪大抢一通，被官军围剿时投诚成为正规军，形势不好了又转行当土匪，反正就那些人，就干那些事，无非是制服不一样，身份不一样。
至于李自成、多尔衮等更不用说，本来就是专业打家劫舍做没本钱的买卖，后来取得了政权，直接成了正规军。
这里有个问题，纵兵劫掠者坏人吗？难说，我们不能用平常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乱世，因为乱世没有道德，只有成败，那些讲道德的早就被不声不响弄死了。
在这个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年代，干犯法的事不一定犯法，因为没有人执法。
但是，在这种大氛围下，左良玉仍因抢劫而倒霉了。
这次出去抢劫时，左良玉所在部队遇到了受害者的强烈抵抗，差点被反杀，这点让大家很吃惊。要知道大家都是专业杀人的，平时打野杀人如砍瓜切菜风卷残云，没想到这次碰到的肥羊战斗力极强，激烈抵抗，跟大家打的有来有回像模像样。
虽然抢劫者最终取得了胜利，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没想到更惊悚的还在后头，当众人整理抢劫成果时，竟然发现战利品是朝廷运往锦州的饷银。
左良玉所在的营队摊上了大事。
这回法律很快起了作用，上头的追查下来了，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左良玉是从犯，被撤销职务，行政记大过，成了一个普通大头兵，在东北军没前途尽毁。
万般无奈之下，左良玉转到了昌平驻军继续服役，而这时昌平驻军首领正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
侯恂是进士，原职务为言官，在东林阉党大战时曾被罢免。崇祯上台后，侯恂被阉党迫害的倒霉事成了政治资本，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重用，在国防部工作，后外调领兵驻昌平守卫皇陵。
一次巡视军队过程中，侯恂见左良得长得又高又帅气质还不错，便挑到自己身边负责接待工作。
年轻的左良玉终于在打了多少年战后退居二线，从事又安全又肥缺的后勤接待工作。
有人认为，左良玉这样的猛将本应上阵杀敌，搞了物业服务完全是龙困浅水，虎落平原，大材小用，明珠蒙尘。
其实不然，贤士之处世如锥处囊中其末立见，有能力的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出花来。
事实上，左良玉并非必须依靠武力，从事服务行业靠脸吃饭照样有声有色，接连被提拔，迅速由普通服务人员变成组长、领班、主管和大堂经理。
当然，这种生活不是左良玉的人生规划，再大的大堂经理也无非是个大堂经理，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是无法实现人生价值的。
左良玉真正铁骑纵横过，见惯了大漠风沙，觉得这种日子实在是混吃等死。
宁为百夫之长，不作领班主管。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